5月1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邀请美国历史学家格雷弗·弗(Grover Furr)(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博士)；苏联军队问题专家，埃尔伯特·萨吉斯(Albert Sargi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军事分析学院)；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韦德哈拉比(Wadih Halabi)先生举行了"美国人的苏联研究"座谈会。格雷弗弗研究了大量的证据和第一手材料，得出一个不同凡响的结论：“赫鲁晓夫整个'秘密报告'全部由谎言拼凑而成”。赫鲁晓夫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没有一件与事实相符。在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发表50周年的时候，格雷弗·弗出版了他的专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本书现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的马维先研究员译成中文，不久将付梓出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一书彻底颠覆了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和报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高度评价，推翻了他们关于"秘密报告"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之类的溢美之词。另外，格雷弗·弗曾与俄罗斯学者合著《被诽谤的斯大林》、《1937年。斯大林依法审判。不容申诉！》等。
    在我小的时候，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之所以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兴趣其实是缘于越南战争。越战期间有一部分美国人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也有一部分人是反对的，我没有经过很深的思考便很自然地站在了反战这一边。于是一个支持越战的人对我说，你不应该反对这场战争，因为胡志明和斯大林一样，是一个残暴的政治家，他们杀害了成百上千万人。自那时起我就决心，有时间的时候，定要弄清楚斯大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1960年代我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初步结论是部分虚假，后来苏联解体解密了很多的档案，我便开始了正式的研究。
    在欧洲和美国，学者们对前苏联的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是对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对前苏联的研究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要在结论中把斯大林和前苏联描绘得无比邪恶。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这一情况在欧美愈演愈烈。在前苏联，1956年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并组织了批学者著书立说达百余本，都是对斯大林的攻击。这些书籍和文章经过翻译传至欧洲和美国，造就了欧洲、美国的普通人及学界对斯大林和前苏联的认识。当时欧美并没有把这些文字理解为赫鲁晓夫政府所做的宣传，而是把它们作为前苏联的史实来对待，即使那些洞悉了这实情的学者们，也没有指出这一点，从而纵容了这些宣传文字成为对欧美学界对前苏联研究的基础。
    我还想说一下托洛茨基，其实托洛茨基早在30年代就开始批评斯大林的残暴了，1956年赫鲁晓夫的报告出现以后，虽然托洛茨基已经过世，但是其追随者认为托洛茨基准确地洞悉了斯大林的本质，拥有某种类似"预言"的能力，因此托洛茨基一度受到热捧。由于托洛茨基临终时要求其档案40年不能公开，因此直到1980年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才向世人开放。通过阅读档案和相关的资料，人们才发现他在30年代发出的声音其实是有很多是谎言，托洛茨基说谎这件事在他和他儿子的书信中也有很多的体现。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斯大林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虽然戈尔巴乔夫和赫鲁晓夫的动机不同，但是他们却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第
    三次大量涌现了抨击斯大林的文章和书籍。至此，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字材料、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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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茨基的大量主张及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众多文章和书籍，成为了欧洲和美国学界研究斯大林和前苏联的三个重要文献来源。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公开档案和书信。在公开档案的过程中，不同的档案馆公开档案的时间和公开程度都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从公开的档案中人们发现，档案中的记载和此前对斯大林的评述是相互矛盾的。戈尔巴乔夫非常欣赏的一位历史学者，沃尔科戈诺夫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许可，有查阅所有档案馆中的档案的权限，于是他派出自己的学生遍访前苏联的档案馆。在沃尔科戈诺夫去世前，他将许多档案复印，并辗转送往国外，这一行为是在叶利钦的许可之下进行的。这些档案的复印件先是被送到英国，而后辗转至美国，直到现在这些档案在大英图书馆等地依然能够查阅到。
    1995年至1996年间，很多人对档案的外流表示担忧，因此俄罗斯用新的档案馆取代了一批旧的档案馆，新的档案馆直接由政府进行管理，同时一大批己经解密的档案又恢复到保密的状态。另一边，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俄罗斯的历史学者通过接触外国的苏联档案意识到，俄罗斯官方书写的历史与史料是有出入的，于是开始了反思。7年前俄罗斯有过一个名为"历史上的达人秀"的电视节目，在人们最喜爱的历史人物的投票中，斯大林的得票取得了领先，俄罗斯官方出于恐怖对投票结果做了手脚，最终斯大林没有得到第
    一名。现在的俄罗斯，不反苏联不反斯大林、乃至支持他们的书籍是可以出版的。我的第一本书《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2007年在俄罗斯出版，但是直到2011年美国才有出版社愿意在将此书在美国出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研究领域中美俄的不同，以及美国学术界对我的观点是难以接受的。我的看法在美国是不被主流学界所接收的，但是仍然有研究前苏联问题的学者在私下对我的研究表示认可。
    为什么要私下支持我，而不敢公开支持我呢？因为支持斯大林的人在俄罗斯的高校是可以任职教书的，但是在美国就很难很难了。在美国，如果不把斯大林比作是希特勒一样的人，那么就很难在美国的苏联研究领域中生存，文章也是很难在核心期刊中得到发表的。而我之所以可以一边任教一边写出我的这些观点，是因为我在学校里教的是中世纪英国文学，在英文系任职。我这样的人在苏联研究院之类的地方是呆不下去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在预设了结论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研究是无视证据的研究。我的第二本书《谋杀基洛夫》在前几章中梳理了此前研究基洛夫之死的那些学者的研究，他们为了预设的结论对证据和史料简直达到了完全无视的地步。为了保住工作，为了赚钱生活，他们向学术界的这种不正之风屈服了。
    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蒂莫西·斯奈德，他写了一本书Bloodland(中文译名《血色大地》，未出版)，被翻译成21种语言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我查阅了这本书中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假的，因此这本书也充斥的谎言。我把我对这本书的考证编成了我的第三本书，一个月之后会在美国出版。斯奈德在这本书中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做了比较，说斯大林是杀死了几千万人的恶魔。这本书在世界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很多书评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斯奈德也自此成为了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这次克里米亚的事件，媒体也邀请他发表了评论。但是他的书中基本上没有真相，我认为这是美国学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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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秘密报告”中引用列宁“遗嘱”？
    【编者按】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曾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然而美国历史学家格雷弗·弗重读这份报告时，发现其中有许多荒唐的说法。比如一直存有争议的列宁的“政治遗嘱”一一列宁在病中口授的一些书信，它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将它们作为“极其重要政治文献”引用是何目的？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这本详细分析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新书《苏共二
    十大》中部分章节。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秘密报告”中引用列宁“遗嘱”？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
    赫鲁晓夫：由于关怀党和苏联国家的未来命运，弗伊.列宁对斯大林做出了完全正确的评语，同时还指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对同志不够关心，任性和滥用权力，应当研究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调开的问题。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例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信里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暂时停止引证，以便注意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这里，赫鲁晓夫把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加在列宁头上。但真实情况是，列宁只写了“他（斯大林一一作者注)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换句话说，列宁的信中，并没有指责斯大林在“滥用权力”。
    赫鲁晓夫：这封信是众所周知的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了这个文件，大概，今后还会不止一次地阅读该文件。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列宁这些质朴的话语，它们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未来政治方向的关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指出他会考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意见，并能够改正使列宁深感忧虑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正是对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斯大林所做评语的补充。
    两个文件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负责政治局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现在我宣读这些信件。
    (1)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列夫鲍里瑟奇：
    昨天，斯大林以我经过医生允许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写的一封短信为理由，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中，我没有听到一个同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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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一句粗话。与斯大林相比，我更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现在我需要保持最大限度的自制力。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更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对他无所谓，至少比斯大林要了解。我请求您，请求格里戈里一一弗伊.列宁的最亲密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免受对我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免受不应受到的漫骂和威胁。我不怀疑斯大林用以威肋我的监察委员会全票通过的决议，但我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己紧张到极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这封信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922年12月23日写的。两个半月之后，1923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将以下信件寄给斯大林。
    (2)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场骚动)
    致敬
    列宁
    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对这些文件进行评论，它们本身已经雄辩地说明了问题。如果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对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一一党对她非常了解并对她作为列宁的忠贞朋友和自党诞生之日起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予以高度评价，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会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他的这些恶劣品质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了晚年，已达到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
    赫鲁晓夫在撒谎，说什么转发给二十大代表的文件是“众所周知的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政治文献”。恰恰相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托洛茨基曾用同样的标题写了一篇文章，1934年这篇文章又单独印成小册子出版。
    我们提请大家注意：1925年，托洛茨基曾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撰文对马克斯·伊斯门的《列宁逝世之后》一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该书作者的一些谎言，即似乎列宁留下了什么“遗嘱”。在该文中，托洛茨基表达了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的观点，即不存在任何列宁“遗嘱”。应当认为，这符合真实情况，因为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列宁最后的几篇文章和信件被视为“遗嘱”。但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一一为使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耸人听闻。所以，赫鲁晓夫，或多半是他的某个助理，从托洛茨基那里借鉴了某些东西，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承认，这些东西是提出指控的第一资料来源。
    “秘密报告”中的一系列其他论点更加说明赫鲁晓夫与托洛茨基在思想方面的接近。比如，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的公开诉讼是弄虚作假的审判表演。对此不难理解，因为托洛茨基是其中的主要被告，虽然是缺席被告。在“秘密报告”中，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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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晓夫还为不公正地镇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分子而表示伤感，尽管直到二十大闭幕一年之后，赫氏才为其中的一个被告、被判极刑的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做出这样的声明不为什么，只是为了宣布他所点名的那些人无罪，因为，如果是对毫无疑问地从事了犯罪活动并已认罪的人进行判决，绝不会被公众认为是惨无人道和不公正的。
    实际上，赫鲁晓夫将所有对社会主义的扭曲活动和破坏法治的现象都加罪于斯大林一人身上，他这番慷慨激昂的反斯大林的讲话，与托洛茨基妖魔化了的斯大林肖像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遗孀准确地判断了局势，在赫鲁晓夫讲话仅一两天后，即提出为已故丈夫恢复名誉的要求。
    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那些与列宁生命最后几个月有关的材料。
    有重要证据认为，列宁1923年3月5日致斯大林的信，可能是伪造的。关于文件的真实性问题，不久之前出版的瓦阿·萨哈罗夫的700页专著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者最重要的一些论点和根据，已在作者本人的书中和其他人对他的书的评论中发表。
    此外，斯大林和所有知道1923年信件的人，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该信件是真实文件。但即使是这样，在这封信中也没有人们经常提到的东西，即列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的证明。因为不到两个星期后，克鲁普斯卡娅便向斯大林求助说，列宁坚持要求斯大林承诺为他搞到氰化钾，以便他服用后结束难以忍受的痛苦。斯大林回答同意。但在日期为1923年3月23日的一封便函中，斯大林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政治局，同时声明，他坚决拒绝列宁让其承担的使命，“不管它是如何的人道和必要”。1923年3月23日的这封便函，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已公布在其撰写的充满敌意的列宁传记中。便函副本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谓的“沃尔科戈诺夫档案室”。对便函的真实性已无须怀疑。莉亚福季耶娃，列宁的秘书之一，留有1922年的日记记事本，根据该记事本，列宁曾请求为自己提供氰化钾，以便在自己病情继续恶化时服用。1991年，公布了福季耶娃的日记片断。
    所以，即便列宁1923年3月5日的信件是真的一一瓦连京·萨哈罗夫的研究对这事实提出质疑，列宁仍然信任并继续依靠斯大林。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疏远”，更不要说“断绝关系”。沃尔科戈诺夫及其他许多作者都援引过下述文件：
    12月24日清晨，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曾讨论了以下情况：他们无权强迫领袖沉默。但需要谨慎、预防不测和保持最大限度的安宁。通过了以下决定：
    (1)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口授的权利，每天5-10分钟，但这不具有通信来往的性质，对这些便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应等待答复。禁止探视。
    (2)无论朋友，还是家人，都不应向列宁通报任何政治生活方面的情况，以便不让这些情况成为他思考和不安的材料。
    正如罗伯特·瑟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列宁在以下一些日子里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看来是中风)：1922年5月25日，他“重度中风"；1922年12月22-23日，列宁的“右半身不能动弹”；1923年3月6-7日夜，他的“右肢不能动弹”。
    1922年12月18日，政治局委托斯大林跟踪列宁的健康状况，禁止任何人与列宁讨论任何政治问题。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了这一决定，为此，在12月22日她受到了斯大林的警告。那天夜里，列宁再次严重中风。
    1923年3月5日，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讲述了上一年12月，斯大林如何粗暴地与她谈话。一怒之下，列宁给斯大林写下了那封众所周知的信件。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秘书薇索·德里佐的回忆，情况如下：
    “为什么弗伊.列宁在斯大林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粗暴谈话两个月后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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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给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向她道歉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实情况，因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常常向我讲述这件事。
    事情发生在1923年3月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交谈着什么，电话铃响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去接电话（列宁住宅的电话总是放在走廊)。当她回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谁的电话？“是斯大林，我与他已经和好了。究竞怎么呢？’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得不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即斯大林与她通话时讲话非常粗暴，并以监察委员会相威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事不必介意，因为一切都己顺利解决，她己忘掉此事。
    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不从。约·维·斯大林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尊重，使列宁深感受辱，于是，1923年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副本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信中要求斯大林道歉。斯大林不得不道歉，但他没有忘掉此事，也没有原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而且这也影响了他对她的态度。”
    第二天，列宁再次出现了严重的中风。
    每一次，当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就政治话题交谈之后，其健康状况就会急剧恶化，也就是说，她作为一个党员，无论如何都不应被允许进行这样的谈话。所有这一切很难视为事件的单纯巧合，因为医生己经以特别的方式警告：绝对禁止破坏列宁的情绪。所以，只能认为，多半是克鲁普斯卡娅考虑不周的行为，加速了列宁最后两次中风的发作。
    列宁前秘书莉季娅福季耶娃指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行事并不总是恰如其分。她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时可能会说漏嘴。她已经习惯于与列宁分享
    一切，甚至是在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比如，为什么她要告诉列宁，斯大林在电话中辱骂了她？”
    事实上，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了下来。1932年，当斯大林的妻子自杀身亡后，克鲁普斯卡娅表示慰问并写给斯大林一封信，该信于1932年11月16日刊登在《真理报》上：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内奇：
    这些日子，不知怎么，总是想起您并想握您的手。失去亲近的人是痛苦的。我回忆起伊里奇生病期间在他的办公室与您的两次谈话，当时的谈话给了我勇气。再次握手。
    娜克鲁普斯卡娅
    该信再次表明，即使在1922年12月吵架之后，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继续保持着同志式的温馨关系。
    总的说来，斯大林在列宁的家人中很受尊重。作家亚贝克曾撰写了莉季娅·福季耶娃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强调：“你们不理解那个时代，不理解斯大林发挥着多大的作用。斯大林是个大人物（她没有说伟大'，而是说大')玛丽亚·伊利尼奇娜（列宁的妹妹一一译者注）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就对我说过：‘在党内，斯大林是列宁之后最聪明的人'…对于我们，斯大林是权威。我们热爱斯大林。而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只是列宁的一个学生。”
    显而易见，赫鲁晓夫引用的所有信件，回避了事情的前后关联和来龙去脉，从而严重歪曲了所发生事件的实质。他只字未提中央全会的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为保持列宁的体力和健康而让列宁远离政治生活的个人责任，由斯大林承担。对于列宁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也有禁令。由于秘书未必敢违反中央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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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家人”一词是指列宁的妹妹和他的妻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正是因违反党的最高机关的指示，斯大林才批评了克鲁普斯卡娅。
    赫鲁晓夫只字未提1923年3月7日斯大林对列宁便函的书面答复意见，同样也未提列宁稍后向斯大林提出为他搞毒药的请求。为抨击斯大林而抛开这些文件，赫鲁晓夫歪曲地解释了列宁要求斯大林道歉的情况，从而有意歪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性质。
    报告中，没有任何列宁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的证明材料。1956年，列宁的前私人秘书玛丽亚·沃洛季切娃和莉季娅·福季耶娃以及克鲁普斯卡娅的前秘书薇拉·德里佐都还健在，但她们的回忆录也没有被采用。赫鲁晓夫对克鲁普斯卡娅违反中央关于让列宁与政治事务隔离的严格指示的事实视而不见，显然，这成为列宁健康状况两次急剧恶化的原因。赫鲁晓夫也没有谈及，在拟断绝关系之事发生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列宁求助的对象恰恰是斯大林，彬彬有礼地请他为自己搞点毒药。最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恢复正常关系的事。
    赫鲁晓夫想尽一切办法把斯大林搞臭，对于事件的真实进程，以及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的含义，他没有任何兴趣。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美】格雷弗·弗/著马维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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